＃本文摘自《西安文史资料》第十五辑（1989年5月），作者田景福，原标题《西安解放前后我的部分活动》

　　我于1948年5月从宝鸡来到西安。当时正是宝鸡第一次解放前夕，我被特务日夜尾随监视，如果不离开宝鸡，就有第三次被捕的危险。我因嫌疑被捕出狱不久，西安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张博文要到美国读书，推荐我代理西安总干事职务。当时西安气氛异常紧张，特务横行，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群众怨声载道，渴望解放。包括宗教徒在内，除上层人士对解放抱有观望态度外，多数人看到宝鸡解放后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用事实粉碎了的造谣诬蔑。一传十、十传百，人们从怕解放逐渐转变为盼望解放了。

　　我到西安青年会首先认识了袁伯涛（画家），他是一个地下党员，曾在苏州蹲过多年监狱，和我的遭遇基本相同，因此意气相投，可以交心，我们畅谈怎样准备迎接西安解放，怎样动员宗教界清除顾虑，欢迎。他并告诉我要加倍警惕！某某与特务有联系，说线年西安解放前夕，有权有势的人纷纷离开西安南逃四川，基督教青年会的代董事长、农民银行经理徐功甫飞到重庆，少数青年会干事也提出了迁蜀的要求，徐功甫问我怎么办？我说还是以不动为宜，都是中国人，不是躲日本。少数职工写信给青年会全国协会驻重庆办事处主任俞沛文，俞回信说按田景福总干事意见办事，于是青年会一个人也没有离开西安。解放后俞沛文调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

　　西安解放前几天，是我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为了垂死挣扎和疯狂报复，把一些嫌疑人士都处决了。我是两次被捕的红色嫌疑分子，这次会不会轮到我的头上，全家都捏着一把汗，我和爱人已经作好准备，如果万一半夜敲门之事发生，就将我送入地下室，我住的是前美国人住宅，有地下室，但很少有人下去过。1949年5月19日下午，我的门房邵越风悄悄告诉我说明天解放西安，并说街上有人抢面粉，他将我的大门上了锁，并顶上了一大块石条。

　　军队妄图抗击人民，曾征发民工在城外挖了很深的护城河，劳民伤财，耗资巨大，可是到了临近西安的那两天，未发一枪一弹，悄悄将军队撤到南山。军队不见了，警察也不见了，但街道秩序并未太乱，马路上摆满了拍卖东西的摊贩。一双中皮鞋，价五角。的票子没人要了，代之出现的是铜板、钢洋。偶尔听到有抢面粉的，那时人们最关心的是吃的问题，怕长期两方僵持，群众遭受缺粮之苦。我家也将院门内堵以大石条，以防抢粮者闯入。

　　1949年5月20日，东大街钟楼附近出现了文工团在唱解放歌曲，群众围观拍手，表示欢迎，接着主力部队开到城内，西安正式解放了。

　　5月23日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我把早已准备好致军管会的致敬信，送交新城军管会贺龙主任。参加联合致敬的基督教9团体，是基督教联合会、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中华基督教会、中华圣公会、协会、信义会、循礼会、青年路基督教会。

　　1949年5月24日，我持青年会介绍信亲赴市公安局，检举特务16人，公安局一处处长秦波接待了我，并留我在公安局食堂进午餐，还介绍我认识了吴伯畅副局长、刘英处长等老公安。

　　胡宗南为了垂死挣扎，通过蒋介石从宁夏调来马继援的部队，在扶、眉一带与展开激战，部分人心慌恐，怕陕西战争持续下去。为了安定人心，青年会发起庆祝解放篮球比赛。这是西安解放后仅6天第一家第一次举行的体育活动，对安定人心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9年秋，西安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西安群众堂举行（原名中正堂、解放后改名），我被邀为特邀代表。（当时宗教界只我一人）会议选举贾拓夫为市长，方仲如、张锋伯、陈式玉为副市长，何寓础为秘书长。

　　195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在东大街举行。主席台设在钟楼上。我被邀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另外主席团的成员有彭德怀、张治中、、赵占魁，成柏仁、李象九、侯宗濂。基督教界参加庆祝者达1000人。彭总乘敞篷汽车检阅了。当时我与陈式玉副市长正在北京出席内务部召开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社会福利团体会议。我在会上控诉了帝国主义利用救济福利事业的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梦想达到侵略的目的。会后参加了北京“五一”国际劳动节，第一次见到毛、刘、周、朱等人。

　　1950年4月吴耀宗、刘良模等组成访问团到西安访问，传达解放后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我和市委统战部长崔一民到车站欢迎，、张治中、汪锋、常黎夫、赵伯平、方仲如等领导分别接见了他们并宴会招待。吴耀宗、刘良模都住在我家，吴先生提到发表一个“三自革新”宣言的设想，征求我的意见。我欣然表示赞同，并主动表示愿作发起人。当时解放不久，西北宗教界人士顾虑重重，故我当时为西北五省唯一的一位发起人。该宣言即《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之途径》，以后简称三自革新宣言，它是中国基督教的一个里程碑，它对整个世界基督教产生了巨大影响。

　　1951年7月1日是党成立30周年纪念日，我联合宗教界给西北局写了一封致敬信，受到西北局统战部的重视。7月1日中午党的老干部在正大豫菜馆聚餐，邀我这个宗教界人士也去参加。聚餐中，汪将我介绍给，受到许多勉励。

　　反革命运动开始后，我被邀为西安市文艺界清理反革命案件委员会委员，每周在市公安局开会数次，讨论反革命分子的量刑工作。会议主要由公安局副局长吴伯畅主持，西北公安部李启明部长也经常参加会议。会议分三个小组，我和韩夏存（团市委书记）、吴伯畅为一个小组，组会上对每个人的罪恶分析得十分详细，充分发扬了民主。以后连续举行镇反大会，我都被邀为主席团成员兼监刑员。

　　禁烟禁毒运动开始后，我被邀为委员，主任委员陈式玉，办公室主任阎明。我被派到二区与派出所的一道宣传禁烟禁毒的重要意义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在政策感召下，自动交出毒品者并检举别人的不乏其人。

　　在解放后的第一个国庆节，筹委会设在东大街青年会，筹委会主要负责人为柯华。柯当时是市委宣传部部长，和我在北京燕京大学同学。他原是一个华侨，以后到延安参加了革命。他为了日夜工作，就住在青年会。我看到在他身上表现出的延安作风，学习了不少东西。柯华以后调外交部担任驻外大使。

　　解放初期许多老干部的延安作风都是值得学习的。如我们到内务部出席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社会福利团体会议，当时北京宾馆很少，大家都住在内务部院内平房。那时部分平房有床板，部分平房为土炕。西北军政委员会宗教处长余铮、陕西省委秘书刘钢民、市委宣传部王陆军，他们挤在一个炕上，而将床板让给党外人士陈式玉、田景福等。就是这点小事，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1952年西北青年代表大会在西安举行，我代表青年会以团体会员身份出席了这一盛会。在开幕式正进行时彭总来了，他与我们主席团成员一一握手，接着向西北青代会讲了话。我拿着纪念册请他题字，他飞快地写了孔子的一句格言“学而时习之”。这个纪念册文革中被作为罪证没收了。我对彭总说“解放前在太原海子边教育会小礼堂听过你的报告”，他略一思索便说，“那次主要是总理讲话”，态度非常谦虚。

　　1950年我参加了西北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会议在群众堂举行。我被邀为主席团成员，会议选举了柯仲平为主任，马建翎、张季纯等为副主任。讲了话。

　　抗美援朝开始后，西安基督教人士的态度是多数拥护，少数人观望和担心，拥护的人认为小米加步枪既然能够打败美蒋精良武器装备的800万军队，解放全中国，这次抗美援朝必能获得胜利；观望和担心的人感到刚刚解放，又出国与头号帝国主义作战，是否能取得胜利？崇美，恐美思想仍然存在。针对当时情况，我在西北《群众日报》连续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是《将三自革新运动与抗美援朝结合起来》，另一篇是《有关革新签名的三件事》。第一篇文章在当时《群众日报》编辑主任袁珞的帮助下加印一千份单张寄给西北五省基督教会，上海基督教全国机关报《天风》也作了转载。对当时动员基督教人士参加三自革新运动和抗美援朝起了推动作用。西北参加三自革新签名的人数达18000余人（全国约40万人）。

　　西安基督教联合会还发起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义卖，救济水灾募捐，并举办篮球义赛。美国奥斯汀发表诬蔑新中国的言论后，引起西安基督教界的无比义愤，13个基督教团体联合在《群众日报》发表题为《反对美国奥斯丁谰言》。还联合13个基督教团体举行盛大的，反对美国使用细菌战，受到各界赞扬。

　　市政协学委会成立后，我参加了首届西安市政协学习委员会。学委会由亢心栽任主任，下设许多分学委，我被选为救济福利宗教分学委会主任。该学委会由救济福利界和五大宗教组成，学员达60余人，参加学习的有康继尧、俞嗣如、朗照、乔清心、聂梦九、关符清、姬怀让等。

　　土改开始后，基督教界有6人先后参加土改工作队，他们是孙瑞英、王道生、严芝圃等。

　　三反五反开始后，我被派到四区工作，负责人是张仲平、党自省。分配我作工商界中上层人士的思想工作，启发交待有关五反问题，我与工商界有了些接触，学习了不少东西，交了几位朋友。

　　（作者田景福，解放前任西安市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现为陕西省、西安市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主席，名誉主席，省、市政协常委。）